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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sz1990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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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和小学老师  

2017-06-27 17:52:58|  分类: 我的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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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9月,我和3个同龄小朋友和一个留级到我们班的(同一巷子里的)4人一起进入城关镇完全第三小学读一年级(多少年来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要加完全两字,2011年在央视教育频道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前17年,我国镇以上的小学绝大多数是完全小学,就是分高小/5-6年级,初小/1-4年级,)但城市内也有5连贯籍(小学5年)的学校。城郊公社以下地方一般不设高小,所以,我们进入高小时,我们班一下进来10多个附近农村的同学,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大队的。记得是招了2个班,班次不是35班就是36班。我们班主任是个女的,姓朱,瘦高个,是2个孩子的母亲。为什么记得她呢,因为她住在我们学校隔壁的电影院宿舍,她丈夫在此工作,我们每天上学都见面的.整个一年级没给我留下太多的映象,只记得我们班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因为刚刚重新组建了行署(1949年以后是行署,后撤销为县,1962年重组行署,地级)大量干部从外地调入,他们的子女随迁,陆陆续续插入我们班,但班里究竟有多少人不记得了。记得的有二件事,一是我本来图画课很差,现在也是,画什么不像什么,但是在1年级时图画老师教我们画一皮枫树叶(加拿大国旗上的那种树叶),我在图画本上画了,很像。第二次上图画课时老师叫我到黑板上去画,也很像,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心里很受用,特高兴,一辈子就出过这么一次风头,所以记得。二件事是我小时候得过的唯一一次奖,也是在1年级,就是写字比赛(不是书法比赛)。写字倒是坚持了下来,硬笔是炉火纯青,毛笔也像模像样,大大小小的奖也得过一些,这是后来的事,对我在其他事上一事无成来说是些许安慰吧。      1963年正好是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从1963-1965年,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小学生学雷锋、见行动,每天晚自习后(老师按学习成绩的优劣分组将同学聚在一起进行晚自习,约一个半小时左右,那时是按地域就近择校的,同学之间住的相距不太远)我们带上扫把到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邮电局、厕所…..等等公开场所扫地,只是大家都在做好事(无论大人小孩、男女老幼都做,是一种社会风气:热情),像公开场所扫地的事,其它班,其它学校的学生都在抢着干,稍去晚点还找不着事做。其它时间和地方有做好事的时候,大家都会帮忙的。不像现在老人倒在地上,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帮忙的,怕被讹,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毛泽东主席《反对自由主义》一文里严厉批评过的自由主义现象之一,这篇文章我们小时候不知背了多少遍。

我读二年级的时候,三年苦日子已经过去1年多了,国民经济8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已落到实处,整个社会是一派生机。人口急剧增加,学校不够。于是,政府在三小附近又建了一所新的完小----五小。我们班整体从三小迁入,全校只有1—6年级10多个班,20余位教职员工。校舍是从三小分出来的,到我们高小毕业时也只建了两间新教室,其它都是老房子,也有危房,因教室比较集中,所以唱歌课在远离教室的一间木头房子里上,这里风雨飘摇,只有夏天和秋冬的晴天可以上课。有时上唱歌课,还要找几个高大的同学去抬那张笨重的竹风琴,下课后又抬走,怕屋漏偏逢连夜雨。所以说,我们的唱歌课和体育课是打游击。我们的新学校教学楼是个曲尺形状的两层建筑,只一个楼梯口,另一边是另一种建筑形式,不通二楼走廊。据老人们说,这里过去是教会办的普安医院,难怪,我们学校隔壁的隔壁是中医院,过去是教堂,屋顶有高高的十字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拆除旧建筑建中医院住院部时,这里挖出了不少金条和银元。我们班教室在二楼,又增加了几个新面孔同学。班主任也是女的,叫钟桂声,主要教我们什么不记得了,只是有个女周老教师教过我们,文革时,五小搬走,三小搬到五小,周老师留了下来,因教导有方,后被聘为“特级教师”,她女儿在我们班,丈夫是剧团团长。听说她现在还在,还能参加打点小麻将之类的活动,说明她的思维能力还行,应该有90多岁了吧。还有一个女老老师姓席,年纪比周老师还大,她家老六是我同学,听说她现在还在,应该是百岁老人了吧。他(她)们这些人类灵魂工程师们,一辈子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应该健康长寿,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二年级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东西。只有我们班长随父(军分区司令员)去了省城,80年代,听老同学说,省电视台第一位女新闻播音员(主持了多年新闻节目才有后辈接着)是他姐姐。我们班在学校图书馆隔壁,一天,老师叫我们去图书馆借书看,于是,我看了平生第一篇小说(应该是个中篇)《真假舅舅》写农村阶级斗争的,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爱上了读书,直到现在。人们喜欢在书中寻找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我看书是凑热闹,打发时光而已。没有哪本书对我的人生产生过什么重大影响。倒是有一首歌对我的人生有一定的影响。在我的记忆里,歌名不记得了,曲调现在还记得,歌词以前都记得,近10多年忘了一些,歌曲是怀念先烈英雄们的,应该是在扫墓时唱的,歌词大意是:

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 /少先队员扫墓来 /墓前想烈士 /心潮真澎湃/意志如长虹 /气节像松柏/头可断 /血可流/革命浩气不可丢               

东风吹/松枝摆/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凝望烈士墓/……/革命火//朝阳花儿开不败。

这是一首红歌即革命歌曲,曲调很好听,每当我哼起她,心中总有一种肃穆感,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我至今也闹不明白。也许,最初是觉得好听。文革期间的武斗,给这首歌又注入了新的内容,小孩子只顾看热闹,分不清楚是是非非,一派人被另一派人打死了,追悼会上,人们义正词严的控诉和对另一派的强烈抗议,就会使我想起这首歌。下放农村,饿得要死,我的同一战壕的插友们忘却一切的去偷老乡的鸡鸭鱼鹅、瓜果菜蔬的时候,我的心底却莫名其妙的涌出意志如长虹气节像松柏  的悲壮来,宁可饿的眼泛绿光,也不 “拿”老乡的一棵白菜,一个萝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我既不是追求上进的人,也没有红五类的优越感(我下放时是内控对象),但不做坏事,好象就是这首歌给我的启迪。

三年级时,我们搬到了楼下。开始没有班主任,只有一个师范毕业的代课蒋老师代班主任,一有空闲时间,他就给我们念小人书。大约过了2个多月,蒋老师走了,以后再也不知道他在那里,现在应该有70多了吧。新的班主任雷老师来了,是个美女教师。雷老师人不仅漂亮,字也写的漂亮,以后我练书法应该与此有点关系吧。小时候,我长的比较矮小,现在还是这样,所以上课我总坐第一排。三年级时,和我坐了2年的刘同学留级了,新和我坐的是我们同一巷子里的留级生聂同学。他学习不好,我的学习应该是中上。他经常惹老师生气,受了批评就在课本上写老师的名字以泄私愤。有一天上新课,生字中有我的名字中的一个字,他告我他知道写我的名字了,我茫然,我的名字他都叫了快10年了,我们同班又2年,又在一个学习小组(他留级来,一年级不在一起)他不会写我的名字可真不是我的错(我的名字简写24画,繁写32笔)。我们班有个陶同学,家在军分区后面山下的农村里,家里很穷,冬天穿的是补吧摞补吧的衣裳,还有破洞,经常冻的抖抖索索的。几次我看见雷老师送旧衣服给陶同学,(高小时老师也送过旧衣服给家庭困难的同学)。一次,陶同学上学没有钢笔(三年级开始必须用钢笔),雷老师把她的钢笔借给陶同学(60年代初面世的笔,圆形笔尖,3元多一枝,我们大都用几毛钱一枝的,甚至用蘸水笔,蓝墨水用的是5分钱一包的冲剂,可用一学期),下课时,他把钢笔插在课桌面上的破洞中,自己反过身子坐在课桌上和同学们说笑,兴奋过度了就乐极生悲,他身子往后一仰,“啪”的一声钢笔断了,他哭的那个伤心啊,至今还在我的心头缭绕(当然是在我伤心时)。

三年级还设了一门实验课,具体叫什么课不记得了,具体学过什么也不记得了,反正是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只是学习树枝嫁接我还有点映象,教我们的是杜老师。2-4年级的体育课内容也很丰富,60/100/3000米跑,4*1接力赛,乒乓球。落雨天,我们学过太极拳,跳过木马。一个冬天,外面下着雨,我们在礼堂的舞台上跳木马:一只脚跪在木马上、一只脚踩在木马上,然后从木马上跳下去,大家都跳的很好,我勉强跳过一次。第二次,接应我们的伍老师指导在做另一项运动的女同学去了,我未跳过去,虽没有从木马上摔下来,但是在起跳的时候,双手高高举起,跪着的那只脚上的套鞋(小时候的冬天最怕下雨,因为我们没有雨鞋穿,平时穿母亲纳的布鞋,落雨天在布鞋的外面再套一双大人的雨鞋,我们巷子里的孩子大都这样,著名影星袁苑也这样穿过)在木马上蹭了一下,人未跳起身子俯下来,匍倒在木马上,双手掌重重地拍在木马的木板上,“啪”的一声,估计找8个手掌拍的很响人同时怕巴掌也没有我拍木马的响声大和亮。那可是冬天啊,本来手脚就凉,这一拍,手倒是热了,先是木,再是麻,接着就是疼,十指连心呐,那叫一个疼啊,摊着一双又麻又疼的手,只有躲在舞台的一角向隅而泣了。

四年级,我们班独立于教学楼外的一间教室上课(学校后围墙边),门前有个仅供我们班使用的小操坪(学校做课间操时我们班可以不去教学楼前的大操坪集合了)。操坪与下面的运动场之间是个斜坡(另有路通运动场)。斜坡上有几棵长着很长刺的不知名的刺树(应该是鸟不沾树),下课时,同学自由的分成两帮,一帮站在斜坡上,一帮站在运动场,同时拿皮球互殴,常引得别班同学羡慕不已(同学们上厕所时看得到)但没办法,他们没有我们班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喜欢闹热的同学也有自己解决寂寞的方式方法,就是玩泥巴。斜坡上有一眼凸(我们叫暴)水井(其实是个小小坑),井边产江西泥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叫,反正是一种白色的泥巴,有点像现在小朋友玩的橡皮泥)我们拿它做玩具,主打产品为手枪,常为谁做的像而争吵,一会嘴仗演变成泥巴战,个体战成全员参与,结果是招致老师的一顿臭骂。一天,受古代狼牙棒、越南南方反抗美帝的竹尖桩启发,我将泥巴团成一个球状,将一根细棍插入其中(棒棒糖状)又将刺树上的刺摘下来插遍球身,像什么,刺球也。其他同学看了,纷纷仿效。2天后,有同学告我:你撞祸了,你发明的刺球伤人了,别人要打你。这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此,我忐忑不安了好几天,生怕脑袋上落下个刺球来,后来一直没事。又有同学告我:他怕你,你有3个哥哥2个姐姐。我释然,我明白:过去大同学欺负小同学,是要看家庭实力的。我天天跟着巷子里的另一个大同学玩(大是指高大而不是指年龄)他就经常欺负低年级的某个同学,限他第二天交多少多少张纸给他给我(郁四角板用),我曾问他为什么欺负他。他说:他们家是银行的,纸好搞,他家里只有个弟弟,不怕。我只是跟他玩,不敢为虎作伥欺负小同学,给我纸我也不敢要。那时2-3年级受迫害和受侮辱的矮小同学受同班大同学的欺负唯一的反抗形式就是想方设法知道大个同学父母的名字,每当受欺负时就大喊大叫其父母的名字,这招还管点用,一般就会住手,当然,这是指大个子平白无故的欺负矮个同学的时候,要真是打架,你把其祖宗十八代的名字都叫出来也是没有用的,受伤的还是你。

到了冬天还有一处好玩的。沿教室围墙下去约20米有2个废弃的沙坑,秋冬时节,几十棵高大的樟木树的叶子飘落地上,我们把它扫进沙坑,起码有50-60公分厚。下课了,有的在斜坡上下开打;有的就在叶子坑里蹦啊、跳啊、闹啊,并搂起树叶向“鬼子们”的头上砸去。一天,一个高我一头的刚插进我们班的周同学搂起树叶砸向我的脑袋,我戴着棉帽还感觉到疼,取下棉帽摸脑袋,殷殷血痕。原来他个高,手掌大,搂的树叶多,加之兴奋,树叶里裹着个石头也感觉不到。望着手上的血,我哭了,不知为什么他也哭了。还有一天我们上自习课,我们三个(还有一个是没来还是未参与想不起来了)吃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的生干红辣椒,而且是撕辣椒里面的经络吃,不仅辣在嘴上,而是痛在胃里,疼的我们三人趴在课桌上做不得声。我所在的班同学的音乐悟性蛮高(后有一位专业歌舞演员),一堂课可以学会一二首歌,音乐老师蛮喜欢。当时教音乐的邓老师不知从那里找来的歌,都是当时最具时代感的歌曲。如《哈瓦拉的孩子》、《学习雷锋好榜样》、《拼刺刀》、《春风送我回故乡》、《拿起我的撅头扛起你的锨》、《在密密的丛林中》(反映越南南方军民抗美救国的歌曲)、时兴电影歌曲、只是开始上课时,我们班的同学爱讲小话,经常惹邓老师发火,教鞭在讲坛上“啪啪”作响也无济于事。

四年级时的班主任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了。先是一个师范实习生,女的,姓林,她被我们班调皮的一男一女逼哭过几次。她走了谁带过我们,是席老师,也许是周老师,好像都不是。我们读四年级时(1965年下半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前短暂平静时期,阶级斗争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语录成风,各个行业都涌现出一大批学毛著先进积极分子: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李素文、丰福生、黄祖示,顾阿桃;大庆红旗迎风飞舞,大寨红花遍地开放,祖国处处是春天。

5-6年级我们教室在教学楼的另一端,我们是高年级(文革前分高低年级我们是最后一届)高十班,我们四年级以前的同学一分为二,所以我们学校五年级招了两个班(我们二、三、四年级都是一个班)我又结识了一批新同学。其实,认不认识并不重要,我认识我的小学同学起码达约百分之九十(这是前40年的时候,这些年又有一些忘了),认得我的约百分之十。早些年我遇到同学还喊一声,谁知人家连名字带相貌都不记得你,我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自作自受。所以这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人(不限小学同学),我一般不打招呼。现代通讯这么发达,QQ聊天火爆,我也有QQ ,工作时用的。我入过几个群,开始聊得很好,不知怎么就得罪了人,无奈,就退群了。现在我一般不主动找人聊天,但谁愿和我聊,我还是欢迎的。

一直带我们到小学毕业的是欧阳老师。她要我们叫她阳老师。五年一期我们语文课用的还是文革前的全国统编教材,不久就撂至一边用省编和地编教材,基本上是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及英雄人物事迹。文革来了,社会乱了,大中学生参加了红卫兵,小学成立了红小兵,学生造反了,师道尊严没有了,老师被剃阴阳头了,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批斗,上街游街示众了。比我们高一届的同学都出去串联了。我们蜗居在学校里、广场上、街道旁,有口无心的跟着振臂挥拳喊口号“坚决拥护、欢迎拥护、坚决打倒、愤怒声讨……”那时,最热烈的,莫过于8次上街迎宝片(从1966818日起,毛主席基本上每半个月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一次,共8次,每接见一次,就被拍成电影记录片在全国隆重上映,宝片来了,就要组织隆重的欢迎队伍从汽车站迎到电影院,欢迎队伍应该有2-3公里长吧)。

1966年底,我们家属受管制的21种人,红小兵组织不收我们这样的人,当不了革命派,只有当逍遥派。天天在大字报棚里看大字报,检传单看。67-68年我们读书基本上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除了背语录、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毛主席的其他一些文章及最新指示,好像未学什么其他东西。街上一发生武斗,老师就遣散我们回家,全然不管不顾武斗发生的地点是否就在我们回家的路上。

19693月,全国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小学毕业,未经任何考试就近上中学。城内就2所中学,一南一北(高小我是考进去,许多没考上高小的都被学校重新下通知读书的),当时我家就在两所中学位置的中间,走路均要半个钟头。一失足成千古恨,假如当时我换个学校,也许我的人生要重新改写。我一进中学就受到一个最熟悉的同学羞辱和侵害,害我一辈子不开心;我一进大学就受到同学的点水,让我大学3年不开心。1970年,不知什么意思,把我们五小整体迁走,将隔壁的三小整体搬到五小(文革后,三小更名为二小,由于党政军机关都在二小附近。又经过数十年的建設,这里的校舍、师资是本地最好的,是省或是全国重点小学),五小在这片热土上,经过了七年之痒之后,消失了。许多在这片热土上毕业的学生,不知这些变故,现在一直错把他乡作故乡,悲哀。

我们校长姓吴,是个女的,我们打过一次交道:69年我们进中学时,需小学出示证明。我们排着队在吴校长家门口等她一个个给我们写证明。现在想来真笨,我们2个班就百十号人,校长只要把名单抄二份送到2个学校不就得了,何苦一个个、一张张的纸写,不嫌累啊。男教务主任姓李,瘦高个,鹰钩鼻。放学时,常听同学们唱“钩钩鼻孔钩钩心,钩钩鼻孔没良心”不知是什么意思。男总务主任姓王,也是干瘦干瘦的,他女儿在我们班,特爱哭的那种。因家庭成份不好,60年代末他全家下放回老家了。该老先生不知是爱开玩笑还是什么的,反正二年级时我们什么都不懂,他把我们班的女生名字叫错了好几个(正常点名时),且特难听的那种,引得小女生嚎啕大哭。他教过我们珠算课。还有一个老师没教过我们任何课,姓陈,看到他,我们就应该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又高又瘦的那种,他的喉结是我50年来见过的最大的一个人。他特爱唱,典型男中音,他最爱唱的是刘秉义先生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歌时,喉结在他细长的頸脖子上上下滚动,同学们生怕他的喉结挣断表皮从喉咙里蹦出来。

写完上述文字,我就有点纳闷了:我的记性这么好,考个北京大学也不在话下啊。小学的语文课文我还记得许多如:乌鸦喝水、小马过河、武汉长江大桥(诗)、我爱我的红领巾(诗)、狗又咬起来了……等等;文革的经历使我后来和文革中大中学校毕业的学生讲文革,他们都不如我记性好。怎么后来读书时那么吃力呢?从高小、中学到大学,总记不住老师所教课程的内容、要点,特别是记不住数理化所有的公式和原理。语文、政治、史地这些完全靠好记性的课程我也学的西哩糊嘟的,几乎把24小时都放在学习上也不够,实在有点想不通啊,到现在,我什么也考不起,也最怕考试。学历和知识不够,只好任人奚落,蜗居在南天一隅,挣钱糊口,遗憾啊!打住了打住,有点献丑弄乖了。(蒋一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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