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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sz1990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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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 张鸣  

2017-04-22 13:46:00|  分类: 名人大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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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叙事中,北洋军阀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仅挨批,还要挨骂。而北洋军阀中,某些角色由于出身和表现的缘故,在当时一般人看来,印象则格外的差,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对。

  当年土匪出身的军阀不少,但最出名的两个,一南一北,南有干帅(广西军阀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东北军阀张作霖,字雨亭),相比较起来,陆荣廷昙花一现,很早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张氏父子,则纵横天下几十年,1924年以后还当了北京政府将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张作霖,最后还做了一回安国军军政府的大元帅,按他的爱将吴俊升吴大舌头的话来说,也算是当了一回皇帝。

  不过,在当年,张作霖这个胡帅,口碑却不怎么样。同样是动静大的军阀军队,直系的吴佩孚、冯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边防军,在老百姓眼里的印象,都比奉军好,道理非常简单,奉军的纪律差,军队里收编的土匪痞棍多,走到那里,都免不了鸡飞狗跳。这种状况一直到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轮到张学良当家,也没有多少好转。著名的“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就是奉系的大将,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发的军用票,不计其数,收编的土匪也不计其数,他和部下糟蹋过的女人,也不计其数。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张作霖的统治,最横暴。1925年,奉鲁联军南下江南,一路上张宗昌的白俄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最喜欢的事,是抓住小脚女人,逼着她们光着脚乱跳。张宗昌占领上海之后,几乎把个上海变成了国际贩毒中心,肆无忌惮地公开贩毒。来自豫西土匪孙殿英,感觉跟谁干都没有跟张宗昌顺心。江南连一向送往迎来的绅士们,都受不了这些蛮军,怨声载道,所以,当势单力薄的孙传芳一发难,群起响应,势如破竹地将奉鲁联军打回了北方。

  一般来讲,虽然说军阀大多不懂民主政治,但几茬统治军阀,在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尊重教育的自主方面,大体上都能做到不越界,尽管报上骂的有,批评的更是不少,但很少有军人出头对记者和报馆加以干涉,更谈不上查封报馆,抓人杀人,至于大学,一般都不管,一任教授治校,爱教什么教什么。但是,奉系当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北京各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都派了奉系钦定的校长,必须尊孔读经,而且命令师生都得听话,如果不听话,用张作霖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北京著名的报纸,京报和社会日报都被查封。邵飘萍被捉后,连个回转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枪毙了,林白水被张宗昌抓到宪兵司令部之后,情况稍好,营救的人还来得及前去说情,但等到张宗昌答应放人的时候,林白水却已经命赴黄泉了,什么法庭,什么审判,全都省了,连做样子的形式都没有。

  张作霖在被日本人炸死之前,所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从苏联大使馆里搜出了李大钊等几十个共产党人,然后把他们送上了绞架,这具绞架,现在还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但是在今天,李大钊的大名,已经远不及张作霖响了。

当然,北洋时代奉军的坏名声,大多应该记在张作霖名下,但张学良也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杀邵飘萍,就是张学良的事。杀了之后,张学良还出面发表声明,说是讨赤(主要指反共)的需要。

  张学良是个民国史上的传奇人物,人称他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玉祥)(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传说中的四公子有好几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有他。他没读过多少书,却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未及26岁,已经是奉军的上将方面军司令。他好网球,好走马,好剑术,还好驾驶飞机冒险,尤其爱美女。跟当时的名媛娇娃,歌星影星,都有交往。晚年曾对人说道,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实际上,我们的张大公子,由于长期的优遇生活,过早的拥有权势,养成了率性而为的脾气,不拘礼法,放浪形骸,性之所致,可以无法无天。民国的四大公子,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大少爷,超级大少爷。率性而为,胆子大,天都可以捅个窟窿,当然可能做点好事,但也很容易把事弄砸了,一砸就砸大个大的。

  此人在历史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民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现在很多书依旧这样说),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

    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其实,这个错误固然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错误判断形势,盲目相信国联等等,都不足以令人采信。一个军人,在守土有责的大节上犯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跟他同时期的许多军阀,甚至后来投降日本的那些人称杂牌军的将领,也都在日本侵略之初,做过抵抗,后来投降,往往有情势所迫的原因。当时的张学良,确实不像个军人,相当颓废,大烟抽抽,吗啡扎扎,整天在歌厅、酒楼、戏院、胡同鬼混,萎靡到了部下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九一八事变当晚,他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新戏《宇宙锋》,以至于参谋副官半天找不到他。后来马君武的诗《哀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其实也不算完全冤枉他。

  显然,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解放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蝴蝶是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

    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小张的功劳,还泽及老张,张作霖也因此父藉子贵,变得十分光鲜。大概有很长时间了,大陆出的几乎所有有关张作霖的历史传记、小说、戏剧、影视作品,张作霖的形象都相当的高大,几乎接近样板戏三突出的标准。连他当胡子的历史,都变得非常具有正面价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买卖,他这个土匪则是仗义疏财,救人危难的侠义道。张作霖接受招安的时候,出卖朋友的事情没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话,也是对方不讲道义,招安时,新民知府问他为什么招安,他回答说,为了升官发财。当然,这个话茬也不能提了,人家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时,对抗新军,捕杀革命党人的事,也不能提了,至于捕杀李大钊,后来基本上也没有人提了,不信现在去问哪怕历史系的学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过这么回事。

    最可笑的是,为了给张作霖脸上贴金,这些作品还不惜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张作霖如何对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传奇故事,传得跟真的一样。当然,张作霖是没有签多少卖国条约,但也没有为中国挽回多少权益,而且在口头上,答应过日本人许多不该答应的东西(否则日本关东军为什么会在郭松龄反奉的关键时刻帮他),也正是因为他答应了又没有完全践约,才被关东军炸死。

  张氏父子在东北的统治,就是在诸多军阀中,其实只能算中等偏上,虽然搞了一些建设,但留下来的像样的东西不多,最宏伟的建筑,大概要算大帅府和将军林(张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都还差点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父子在关外,却几乎一点好印象都没有留下,只有战乱,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哀鸿遍野。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和文艺作品,对这对父子的颂扬,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本来应该有的地位,在他们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话,这父子俩,已经完全罩在闪亮的光环里。固然,对于影视作品为代表的文艺创作而言,张氏父子的经历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说事儿”空间,但一味的美化,也实在不正常。

记得曾经听过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 

    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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